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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禹洪水政治理念创新——治水安民,治害定邦

时间:2015-10-21 来源:中国水文化网 点击:

作者:李宗新

 

其一是民生政治:治水与治理社会同步进行。

 

洪水政治说到底是民生政治,也是政治中的最大政治,大禹在治水过程中,又将这一点演绎到了最高境界。

 

大禹让伯益把水稻种子分给那些受灾的百姓,让他们在河水退去的土地里种植。河水泛滥带来了灾难,但洪水退后,也带来肥沃土地。有了种子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土地了。

 

大禹发放种子,就是要利用这些受灾土地。这的确可谓是一妙招,既让灾民有了土地耕种,解决了农耕社会最核心的问题--土地。同时也能让灾民可以生产自救,自己为自己种一口饭吃,缓解由受灾造成的社会问题。

 

大禹还有更高的政治妙招,那就是让后稷重新分配诸侯手中的粮食,在再分配领域中收拾民心。

 

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办法,就是先收集那些未受灾,或受灾较轻诸侯手中的剩余粮食,再补给那些粮食不足的诸侯,让这些受灾诸侯管辖下的百姓都有粮食吃。

 

这是当时情况下,抗灾救灾的唯一可选择的途径。没有饭吃,那是要造反的。明末之所以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,就是当时大旱灾延续了几年,民无可吃之米。没了饭吃,也就铤而走险,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大都与此相关。

 

大禹为求稳定的办法的确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。有了救急的口粮,再勒勒肚皮挺一下,等几个月地里的新粮下来,难关也就过去了。

 

有了饭吃,在传统社会,也就没有人愿意“拔剑东门去”。那时的人们不像现代社会要求高,有饭还不行,在吃饱的基础之上,还要吃好,吃不好同样也会闹事。

 

大禹之走,也并不是游山玩水,在走中,还走出了更高的政治和谐。在走中查看各地的物产,因当地山川便利,因当地自然物产,因当地收入水平,确定当地向中央进贡的赋税。

 

这是中国最初的中央集权条件下的分账式赋税制度,在中央与地方间确立出一个合理的赋税比例,也就能体现出政治的和谐。

 

问题的关键是合理,倘若这个比例不合理,那地方与中央就会有摩擦,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集中在这个再分配上。大禹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,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确定这个比例,也就实际多了,合理多了。

 

政治升平,才能安居乐业,而升平却不是喊出来的,更不是点缀出来的,要务实,要苦干,才能实现升平。这才是今天讲大禹的现实意义。

 

其二农业政治:在治水害中与兴修利相相合,在治害中进行根干枝的整体治理。

 

大禹是一位治理洪水的行家里手,虽无院士与某某级科学家职称,却是一位真正的治水专家。

 

在他手中将水患降低限度,而将水利却发挥到最高限度;既治理好猛兽一般的洪水,也兴修了水利工程,将一篇洪水政治的文章做得是大气磅礴浑然天成。

 

大禹的真正治水理念,并不斤斤计较于疏,或者是堵。无论疏与堵,都是在局部中进行治水。他要进行的是真正的化水害为水利的治水。

 

倘若眼中只看到一条大江大河,而看不到这些大江与大河来源众多的小流域,只治理干,而不治理根的话,相信那也是无论如何治理,也治不赢,也理不清。

 

尽管他也曾倡导过疏浚论,不过那是他玩得政治花招,并不是治水的真功夫。他要的是疏浚,筑堤,沟渠“三管齐下,而且是大流域与小流域的全面整治。

 

治理“支川三千,小者无数。”孔子也说禹”尽力于沟洫”。从大禹身上,可以看到许多东西,如操守,如政治,如人格,但治理沟渠,却太小了,所以小者无数。是没人愿意去数,也可能是数不过来,不过,却总是些不太起眼的政绩工程,也就忽略不计了。

 

可事实上,正是这些致力于沟洫”的小流域性质小治水工程,才保证了大治水的成功。

 

正如俗语所说:小河有水,大河满。这话从另一面说就是:小河为害,大河就为害。小河不为害,大河也就不为害。

 

《史记.夏本纪》禹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帝命,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,行山表木,定高山大川。”

 

《国语.鲁语上》说:“伯禹念前之非度,厘改制量,疏川导滞。”即禹吸取鲧用壅堵方法治水失败的教训,改以疏导为主。

 

正是沟洫太小,不够与大禹之大相匹配,也就让人们误读了大禹在治水中玩弄的政治权谋,于是乎,禹治水的“疏导论”,也就应运而生。

 

大禹“念前之非度”,打出疏通的旗号,那是做给舜看的,换句话说,是为舜杀掉鲧找一个正当的台阶,以便能够让自己治下水去,是一种政治上自保的手段。

 

把大禹打出的保命旗号,当了真,也就冤枉了禹的治水理念。更是烧香拜错了菩萨,扭曲了大禹的治水理念。

 

实际上,大禹治水中的理论创新,用今天的话来讲,就是综合整治。大禹治水的成功,也就源于这种创新的理念指导,尽管大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,而治水成功。

 

倘若说疏通干流,为疏,则是干,是一棵大树的干

 

倘若说建堤筑坝,为堵,则是枝,是一棵大树的枝,

 

倘若说尽力沟洫的小流域治理,为综合整治,则是根,是一棵大树的赖以生长的根。

 

不论这水为害,还是为利,都要从这根上长起。治害的话,断了根,就无害;想让它有利的话,精心培育,则成利。

 

禹治水,并不是为了治水而治水。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,利用不好就是害,而利用好则是利。大禹正是看到了这种资源性,而没有片面的进行水害治理。

 

今天谈大禹之大,也许还有着现实意义,尽管中华大地的洪水是政治性的洪水,但将洪水当作政治,以此来好大喜功树碑立传的话,也就要遭受洪水的处罚。

 

应该说这种具有综合治理特点,致力于沟洫治理水害的理念,这种疏通江河大川治理方式,是中华文明中治水的不二法门,为历代治理黄河与长江所沿用。谁违背了这一综合治理的治水原则,谁就要自食恶果,经济的,生态的,政治的。

 

账也总是要算,人不算,天也算,今天不算,今后也要算。

 

今天谈大禹之大,其意义就在于为后人确立出,在中华大地治理洪水,一条不可逆的治水思路。

 

 

其三治水与治国养民相相合,在治害中进行有益于民生的基本建设。

 

在史书记载的字里行间中,可以体会到那种场景,当洪水在沟渠中渐渐退去,一块块土地也就还水淋淋地就露出了水面。

 

于是人们从田间早已修起的沟渠排水或引水。旱了,就引水灌溉;涝了,就利用水渠泄洪。

 

地能种了,也就开始种植粟、黍、豆、麻等农作物。禹更是引进了水稻,让人们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,这样低洼地也能利用了。

 

水患远离了,田里的庄稼也就有了好收成。

 

这正是禹在治水的过程中,同时注意化水害为水利的结果。进行综合治理中,从人民生计出发,指导发展农业生产,特别是在治水患时,就考虑到兴修水利,修筑沟渠,使其兼具排水和灌溉的功能。

 

《尚书》中载“决九川距四海,浚畎浍距川”,即不但疏通大江大河,还开通了田间沟渠。

 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也说;“()令稷予众庶稻,可种卑湿。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。食少,调有余相给,以均诸侯。”一方面救济灾民,一方面组织农业生产,提倡种植水稻。先秦时期禹和后稷同为农耕的始祖,但后稷尚且是在禹的旨意下开创农业生产。

 

《诗经·闭宫》说:“(后稷)奄有下国,俾民稼穑。有稷有黍,有稻有秬。奄有下土,缵禹之绪。”《论语·宪问》中也说:“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显然,大禹教民耕种,与治理洪水有同样重要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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